钱中文先生的论文集《文学理论：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》已于1999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正如钱先生在“跋”中所言，书中的论文“从一个方面记录了我在新时期20年来，对文学理论的追踪与探索”。
书中对中外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概括而深入的评析。作者以开阔的视野、独到的视角，对韦勒克和沃伦的《文学理论》、凯塞尔的《语言的艺术作品》、波斯彼洛夫的《文学原理》进行了横向的比较，在对法国文学思潮、法国文学理论流派、苏联文论走向、我国文论发展史的分析中，又有扼要而准确的纵向研究。透过本书，丰富驳杂的中外文论变得条理清晰、重点突出、有章可循。
而对文论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来说，此书更有价值的是它所倡导的研究方法。正如书名所提示的，促使文论走向交往与对话是作者努力的方向。这是作者对外国文艺研究经验的借鉴，也是对我国近百年来文论发展曲折历程进行认真总结的结果。他说：“面对21世纪，中外文学理论将会怎样发展？在我看来，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中外文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自新、相互之间不断对话、不断综合、不断创新的时代。”（《文学理论：走向交往与对话的时代》第274页。以下引文出自本书者只标页码）“理论自身的原则应是被发展的，惟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因素以丰富自己，使自己常新。”（P321）
作者对苏联学者巴赫金的理论甚为推崇。书中，不仅论文《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———论巴赫金的意义》占了全书七分之一的篇幅，而且，在其他文章中，他也多次提到巴赫金、引用巴赫金的观点。在与形式主义文论、庸俗社会学文论等的对比中，他看到了巴赫金交往、对话主义文论的正确性、优越性，因而积极介绍、引进。巴赫金的哲学、超语言学、美学思想，其主导精神是交往与对话。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，的确为我们确定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。这本论文集上编以论文《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———论巴赫金的意义》作结，或许表露了作者的学术选择与学术理想。
蕴涵着浓郁的人文精神是此书的又一个鲜明特色。作者强调文学评论、文论研究中的对话与交往，强调以开放的、客观的态度对待文论。他强调对别人的理论、对别的理论形态的尊重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，在充分估计到理论的社会倾向性的条件下，还未发现一种绝对无用的文学理论形态。”（P200）在谈到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时认为：“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、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，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、对话、综合、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、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。”（P330）他更自觉地在自己的理论建设中把对社会、人生的关注放在突出地位。在他的眼中，“文学理论需要标榜人文精神。在我们充分注意并研究文学的种种形式因素的同时，需要张扬文学的人文精神，呼吁人的血性和良知、怜悯与同情。”（P335）在《文学艺术价值、精神的重建：新理性精神》一文中，他剖析了当今文艺堕落的现象，倡导关注社会、人生的新理性精神。这种在交流中贯彻对话精神的新理性精神“坚信人要生存与发展”，“主张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”。他指出后现代作家有“缺乏人性”的一面，认为“文学艺术无力拯救世界，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现实生活的失衡”。以上观点是深刻的、切中时弊的，显示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宽阔的胸怀。
在这世纪之交，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。钱先生此书提倡对话与交往，继往开来，观点鲜明、深刻，应会对文论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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